张大千(Chang Dai-Chien)，男，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客家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又被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
作品特色
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共同创建了大千画派，它是中国综合性绘画流派之一。二十世纪20年代，张善子、张大千在上海西门路西成里“大风堂”开堂收徒，传道授艺，所有弟子们皆被称为“大风堂门人”。它是一个有别于“长安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唯一不墨泼彩等画法，大风堂画派的画风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是一支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中国画画派。

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造化，才能达到“师心为的“的境界。他师古而不拟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创新，最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泼墨，创造了泼彩、泼彩墨艺术，同时还改进了国画宣纸的质地，然而思想的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在他五言绝句《荷塘》有“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之句，似乎暗示着后来者继续他的道路。
他曾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临摹古人名作，特别是他临仿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更是惟妙惟肖，几近乱真，也由此迈出了他绘画的第一步。他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山人，陈洪绶、徐渭等，进而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然而他对这些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艺术学习，尤其是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如多年前香港市场中曾出现一件署名为元四大家之一的古画，便是张大千“仿古作”，拍出接近200万元的高价。

为了考验自己的伪古作品能否达到乱真的程度，他请黄宾虹、张葱玉、罗振玉、吴湖帆、溥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名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们的鉴定，并留下了许许多多趣闻轶事。张大千许多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的真品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等等。
大千在学习石涛的同时，也深得古人思想精髓，并能身体力行。张大千说：“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际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胸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的多才有所获。山川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都是一样的。”他又说：“多看名山巨川、世事万物，以明白物理，体会物情，了解物态。”他平生广游海内外名山大川，无论是辽阔的中原、秀丽的江南，还是荒莽的塞外、迷蒙的关外，无不留下他的足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溟渤西西夏。

在大千游历过的名山大川中，他始终把黄山推为第一，曾三次登临。大千之所以偏爱黄山，主要来自于石涛的影响，黄山既为石涛之师，又为石涛之友。大千说“黄山风景，移步换形，变化很多。别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黄山前后数百里方圆，无一不佳。但黄山之险，亦非它处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大千在50岁之前遍游祖国名山大川，50岁之后更是周游欧美各洲，这是前代画家所无从经历的境界。张大千先后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居住，并游遍欧洲、北美、南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他都写了大量的纪游诗和写生稿，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同时为他日后艺术的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读书对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平时教导后辈：“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画画和读书都是大千的日常生活。过去是如此，借居网狮园后更是这样，朝夕诵读，手不释卷。在外出旅途的车中船上，大千也都潜心阅读。一次，大千从成都到重庆，友人托他带一本费密的《荒书》。到家后，大千即把路上看完的《荒书》内容、作者的见解、生平以及这位明末清初的四川学者和石涛的关系，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是一本艺术之外的学术著作。读书的习惯一直伴随到大千晚年。他常说，有些画家舍本逐末，只是追求技巧，不知道多读书才是根本的变化气质之道。大千读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并不只限于画谱、画论一类的书。

张大千除了擅长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外，在书法方面比较欠缺，这应是他的遗憾。他早期师从清代晚期的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曾农髯，形成自己细秀，方平，略带隶书味的书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张大千先生的书法开始酝酿变化。他转学多师，学习魏碑，《瘗鹤铭》，参以宋代大家黄山谷的笔势，学习石涛笔法刚劲，不拘一格的书风。他的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山水画的意境，不是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张扬外露和剑拔弩张，而是使力与感情相融合，平中求奇，使他的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张大千笔力遒劲而秀逸的自家风格，被后人称为“大千体”。
赴台原因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弟子刘力上曾说 ，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 。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往来，更无恩怨。况且，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 。如果说大千先生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 。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 。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 。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

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

政治方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 。